化64戾氣為、同胞消氣、迎千禧喜氣

林行止專欄

信報 990604

 

九七年的「六四」,因為回歸在即,當時的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籲請港人「放下六四包袱,因為在此歷史時刻,重點該放在確保香港的順利回歸上」,大多數港人都認同他的說法,在香港主權移交那個關鍵時刻,香港人並沒有任何妨礙回歸的表現,但六四包袱豈是說放便放得下?當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崔天凱亦發表了近似的言論,還強調「特區香港是否容許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將由特區政府決定。」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做得十分漂亮,一切合法的公開活動仍可進行。

一九九八年的紀念「六四」活動,由於香港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下危機四伏,港人分神,民主派雖把解決經濟困難列為優先事務,卻依然宣稱不會放棄爭取「更多民主」,對「六四」自是「我們不能忘記」,因此,回歸後第一次紀念「六四」的群眾活動,是在經濟極度低迷的背景下「如常進行」。維護包括有示威集會的自由上,行政長官是信守承諾的,這即是說,紀念「六四」的群眾活動和回歸前無大差異 今年拒絕十多位旅居海外的民運人士入境出席「六四」研討會,是一大污點!

現在,十年過去了,「十年祭」的「前奏」已於周日舉行,人數較去年多;今晚維園的燭光晚會,相信人數不亞去年。可是,儘管港人「不能忘記」,海外的類似活動亦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在這些激情不減當年的活動底下,八九民運對中國命運的影響仍是難以估量。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六四是「悲劇」或「好事」(周三《洛杉磯時報》透露當年貝克國務卿會見李鵬總理時說「六四」是「悲劇」,遭李氏打斷,他說:「天安門事件是好事,不是『悲劇』!),令中美在意識形態上鴻溝加深,即使雙方有「互補性」經濟利益而進行頻密的商易往來,保持表面親善,但「友誼基礎」薄弱,易生意外,而當裂痕出現,彌補不易。

十周年確是大家應深刻反思的日子。

人類歷史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激盪群情串連而成,在「六四風波」上,香港未能「置身事外」,而香港人精神上所受的衝擊,比對國內同胞所受的影響,可能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從建立人民共和國以來,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經歷了無數的政治運動,如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及文革等等,這些變故,有人說是波瀾壯闊,但是更多人看在眼堿O鬼泣神號!相對而言,十年前六四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卜卜、坦克隆隆,即使昨天報截一九八九年六月底美國駐華大使館軍事參贊上呈國務院的報告,指稱根據當時北京紅十字會提供的資科,「六四風波」被軍隊射殺輾斃人數2,600、受傷者約7,000屬實,相對於其他政治鎮壓運動,顯然不能算是傷亡慘重。

衝著貪污腐敗官倒而起的學生運動,原是得到群眾絕對支持的正義行為,可是政府不僅「軍事介入」,還繼之以連綿不絕的洗腦宣傳,比如說武力彈壓是北京缺乏防暴設施(「我們沒有足夠的催淚彈」(仿李鵬的表情說「Sorry, no tear gas」,已成為美國「棟篤笑」的「標準笑話」),所以出動軍隊和坦克是無計可施下的辦法;比如說廣場上的學生與工人不是自發性集會,而是由別有用心的幕後黑手策動,企圖顛覆人民政府,甚至是受外國尤其是美國勢力不懷好意的挑動……,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政府動用武力鎮壓已達失控程度的廣場群眾,因此是正確的,是「好事」。這種種說法,由於中國經濟開放為商人提供了「特大商機」,因此說服力較想像的強。

波蘭民選總統哈維爾昨天指出,東歐變天,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六四風波」的感染。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際發生的所謂「蘇東波事件」,接二連三、分崩離析的種族仇殺與國土分裂,令國人較早前敦促政治改革的澎湃熱情,冷靜下來,有人甚至改變態度,慶幸政府及時出兵制止民運,一度被指為「屠夫」的指揮鎮壓民運北京領導人,更躊躇自得,「事實證明」出動軍隊把示威行動打壓下去,是高瞻遠矚的做法;就是客觀評論,亦有如新加坡資政之流,認為幸虧當年北京絕不手軟,中國才沒有出現難以收拾、近似「蘇東波」政、經、社會亂糟槽的局面。

國內飽經政治運動而吃盡苦頭的人民,即使當初支持民運是心誠意決,但是血性激情過後,面對經年累月的政治打壓與經濟「催谷」的現實,加上國際形勢讓人看到蘇聯解體與東歐政改是如何的令人民受苦受難,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反感漸漸平復,除了有至親好友因六四傷亡或流放海隅而有切膚之痛的苦主絕不甘心之外,多數人主張搞好實力、專心學問、努力賺錢就是愛國愛民,這種論調已淹沒當年必須民主廉政開明的訴求!經濟成功開放令一般百姓對政治改革興趣日淡,反而中共領導人因「六四」血跡未乾仍有餘悸,因此把異見分子捉放淨盡、將民主意識趕盡殺絕的舉措,在過去十年間未有稍稍鬆懈。

香港在落實過渡到回歸的初期遇上「六四」,原來那份緣於對共產政權統治的忐忑不安,滲入一份因蘇聯解體而存在著中共當也不會國祚永享的聯想,天安門廣場的民主訴求傳到香港,激盪人心,是一份更複雜、更不知緣何說起的、似是關係民族前途又似牽涉國運興衰、而更實在的是關連己身與家人禍福的疑惑不安。過百萬港人在八號風球下上街遊行的浩蕩是集體表態,響應北京民運與心繫未來安危的惶惑互為表堙A宣洩的真摯情懷摻著並不單純的思緒。

當中共領導層恢復操控形勢,從文革浩劫吸收的教訓是北京不再輕易鎖國,八九民運平靖以後,經濟繼續開放,商業活動的暢活交流使人民有過各適其適的生活自由,除了沒有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物質享受,日有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對於香港來說,年來因「六四」而起的變化,負面居多。

起草《基本法》之初,新華社羅致港人效力治港者以其身份的代表性與有無識見為基準,李柱銘、司徒華都曾經出任草委。「六四」以後,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也要自我流放到美國「旅遊休息」,北京吸納治港人才的準則改以忠誠於共產政權的愛國愛港(黨?)居要。中港關係出現微妙的緊張,因為在中央領導層的心目中,香港具有作為「反共基地」、不利於現政權統治的潛力。為求紓解威脅,北京的理想治港人選轉為著眼於可靠、遵循,於是一度瑯瑯上口的「百駿競走,能者奪魁」,轉折變為「老驥伏櫪,志在效忠千里以外的中央政府」,亦即是無條件服膺權力來源的人。事實上,董建華之後來居上,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的第一任行政長官,本身已經是八九民運造成香港特區變奏的一個歷史注腳。而無論是否董先生出掌香港,經歷「六四」以後,任何人當此職位,都要以贏得北京信任為首要目標。與中央不同腔調的話,香港情況如何變化便更難估量。

歲月不居、時移勢易,「六四」留給港人的烙印俯拾皆是,看到有人自然或刻意地改變他們當初對八九民運的觀感,旁人何必計較他們到底是掌握形勢的覺悟還是埋沒良知的無脊椎動物?因為人格審度,最重要的,是他感自在,謗議叢生,於人類文明並無進益,只會帶來是非糾纏,令人很易想到聖經的譬喻 看到人家眼中的刺,不見自己眼中的樑。誰能摸透別人的真心誠意?各人頭上一片天,十年前,我們曾經一齊目睹風起雲湧的變故,收集不同角落的傳聞與事實;十年後,人們闡釋互異,見不怪為怪,於事何補?除了為求沉冤得雪的死難流放者的親友,當年為血腥鎮壓而一度血脈賁張的人們,今天咬牙切齒、站穩立場為民主奮鬥的呼籲,聲音縱仍嘹亮,感染力已相對薄弱。

薪火相傳、毋忘六四,我們應該反思的是如何面對這段歷史?如何從這事件汲取教訓。群情洶湧的危機平靜後,北京領導人並未以寬容開放的態度推動改革,迎合人民的訢求:別說深入研究當年民運的社會意義、平反「六四」的定性,反而是以打擊、抵制的手段,監禁、流放異見人士;這樣不是朝向開明開放的管治態度,我們有權耿耿於懷!

作為香港人,我們雖不該以歧視的眼光看待取態不同的個別人士,卻有必要檢討「六四」後的集體表現。激情不再,隨之不是理性的反省,而是有人刻意打倒昨日之我、有人不敢正視自己變「心」、變嘴臉;有人死抱怨恨,以敵視態度觀望不合己意的世情,總之是不能從「六四」轉化出積極的濟世意義。打壓「六四」使國內一些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流放海外,抱撼偷生,勉力求存;也使中央領導們步步為營,不敢從容開放。

「六四」使香港的政治生態「失天不足」、高度自治與尊重法治的精神埋下不健全的基因;它一樣分裂港人,因為對其抱持不同態度而產生區分「愛國」與否或是有「人格」與否的界限。當年因為恐懼官僚腐敗與不民主不開放的統治手法,我們領略分沾到廣場群眾的憤慨;和平示威的目的不達,反而招致動亂之定性與打壓,港人還不是徹底敗下陣來;《基本法》訂立的反顛覆罪與臨時立法會之逆生與惡法頒行,我們統統受落,毫無招架之力。「六四」十年,港人是多麼萎糜?這個地方好像是接二連三的交上惡運,那是偶然還是港人集體表現差勁之當然?「運道」打結與「六四」心結有多大關連?

當中美關係陷入低潮,朱鎔基總理出訪,說是消消美國人的氣,但中國人的氣呢?「六四」事件在國際間是一件不名譽的血腥鎮壓,姑勿論在北京領導人眼堙A那有多大程度是被誇大,成千上萬的民運人士因「六四」流散異域,他們對當今政權之不滿,會在國際間產生多少敵意?在華僑社會間引起多大反響?香港經「六四」產生的矛盾已不止於心結,而是有實實在往的政經壞影響。中國領導人如果有香港同胞與海外僑胞在念,那麼即使國內平反「六四」的壓力不彰,消消香港同胞和眾多海外僑胞因「六四」而生的氣,非份之想?讓中共以文明開放的態度慶祝建國五十周年,寬鬆對待流放的異見人士,讓他們安然回國,協力效國,如此邁過千禧,才值得祈盼,才值得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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