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 陳太的符號作用與象徵意義

    

信報  

林行止專欄  

 2000/01/15 

年屆退休時,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打破公務員系統嚴格執行足齡便得引退的規定與行政長官一起登台,隆重宣布其將延任三年的消息。延長的任期,實際只過了一年多,陳太再次與她的上司一同亮相,鄭重宣布提前解聘,三個月後離任。兩個形式相若的記者招待會,進與退的說詞均不實在;然而,那出爾反爾的一留一去,並未受到公眾深究,輿論,包括多國使節及商會代表的聲明,紛紛在確認香港穩定無損的基調上,高度讚揚陳太的成就。在董、陳不配的傳言下處理稍有不慎,幾乎可以淪為「慘淡收場」的辭呈,最終得以圓滿收場,陳大撐著燦爛的笑容辭官,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在反應記者提問時冒出一句「不知道自己他日引退能否如此瀟灑」,語帶滄桑!跟董、陳二人在記者會上的「對手戲」相比,「真情」與「假意」的詮釋,活靈活現,同樣感人。

評價陳方安生女士的功過,不能純粹從其為香港公務員之首的工作表現來衡量,因為在這個崗位上,她的成績一般,不值得那麼廣泛的重視和議論。須知英國政府的公務員,以不作突出之政為本份,勤懇任事,奉行決策者的意向便萬事大吉!陳太是英國殖民者一手栽培的幹才此時對她過分溢美,只會彰顯傳統華人社會為存厚道、為留顏面的虛應而不切實際,陳方安生之所以廣受各方尊重,是因為她處身於香港關鍵時刻所發揮的符號作用和象徵意義。

作為香港英治時代的最後一任布政司,又是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位政務司司長,在這段政權交替的歲月,陳太充分發揮了她的身份魅力。英國人抬舉她來拉攏「軍心」、維繫可能在末代散渙的管治班子,中國政府則利用其為「藍血」行政官身份,藉「穿旗袍的鬼婆」也能風光過渡的象徵意義,挽回其他公務員害怕改朝換代難以適應的心理,收到絕大多數公僕留任的效果,穩住了特區政府成立初期的有效管治。簡單地說,陳方安生在貫徹「終」「始」方面,對英國、中國和香港,都曾起過積極的正面作用。

隨著政務司司長正式請辭並獲接納,董、陳二人的從屬關係到底如何,已經成了明日黃花,無關宏旨即使陳方安生日後有回憶錄問世,亦只不過是為茶餘飯後提供談佐而已。如今再在她的去留原因上喋喋不休,既於事無補,亦與人無尤。

如果當初沒有延任的安排,陳太早就全身而退,與如今表面風光內媟t潮洶湧的情況大不相同。如果陳方安生滿足於在香港回歸的歷程上,扮演其舉足輕重的過渡人物的角色,並於年滿六十的2000年退休,她會在更多的掌聲包圍中鞠躬下台。如今陳太被人看作中途悔約,不能履行職責至2002年六月,當初延任之舉便顯得多餘、權宜甚且跡近兒戲,而陳太突然退休的各種理由,也被視為最無說服力的托詞,徒添社會人士的百般猜疑。如此為自己接近四十年的公務員生涯劃上句號,陳太能無遺憾?

公務員之首在任期未滿時突然請辭,那在英治時期的香港是從來不曾有過的變動,不過,「流水的官」,卻是中國官場的特色。從這個角度看,陳太離任帶來一個相當敏感的群眾反應,這會否是香港開始進入人治的標誌?在高官問責的一片急管繁弦聲中,筆者憂慮前路多事到如今,不管陳方安生如何矢日否認她的提前離任與去年九月被急召上京有關,但坊間仍有她被錢副總理教訓一頓而頓萌去意的聯想。對於陳太那次上京,港澳辦匆匆發布消息令政務司司長受窘,以筆者之見,是港府官員和港澳辦缺乏正常溝通門路,令意見無法充分交流所致而這可能是陳太失意的一大因素,今後她的接班人應特別注意這方面的聯繫。

特區政府當然可以在高度自治的理念下,自行其是,可惜香港的政治命脈捏在北京手埵V北望成為特區政府新文化。行政長官深諳京意因此備受信任,國家領導人自江澤民以次相繼公開「挺董」,令他連任之勢已成。董先生深明上情而不懂下達,陳太知道下情而無正式上達港澳辦的意識,這是董先生難以取信於港人,而陳太不為北京賞識的關鍵,政務司司長不能以把港情民意反映到北京,政不通人不和的現象豈不容易理解。

無論陳太離任被解讀為一個時代的結束,或是兩種政治文化的分歧,論者認為此著會使董建華施政出現震盪的數不在少,但是更多人認為這是行政長官掃除障礙!以後能夠盡展胸中抱負的新開始。以筆者看,一天未有人事任命的新部署,我們便無從探索箇中的變化,武斷地認為沒有陳太的特區政府會作風驟變,便稍欠根據。不過以董先生年來行事予人以偏聽、偏信、偏心的印象,他對行政機關堛漫噪菃傺聽蝷ㄞ鄍]容,擔憂香港從此變為人治社會並非過慮。

歸根到底,回歸中國之後還要繼續在港維持英式管治理念,那是罔顧客觀現實的妄想能夠平穩過渡,已算功德圓滿。陳太辭職而股市不跌反升,即使事後證實是短暫的,﹝商界咸稱投資信心依舊﹞,董建華放下了心頭大石,沒有功高﹝幾乎在所收的民意調查中都遙遙領先董建華﹞震主的陳方安生!少了分庭抗禮的威脅,行政長官能否從此輕身上路,心想事成,把香港帶出政經困惑,那是關乎港人福祉的焦點所在。

以往英國人從無嘗試把香港發展為一個完美的社會,既不談遠大抱負,更不放眼於長遠的未來,因為他們知所局限、有所顧忌、怕港人逼視其為殖民統治者的身份。那時港人對政府的信任並非建立在立意良善的基礎上,也不是拜民主建制所賜,講究「程序理性」的法治精神是一條支柱,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使人們享受到實惠,那才是港人建立信心的真正根源。

成為特區以後,行政長官要作長治久安的打算,既從道德的完美社會看眼,也同時照顧政治上、一國的忠誠聯繫。這種基調的轉變!理路分明,卻非能達理想的門徑。如果香港人的生活條件每下愈況,人心還是不會因為政府的鴻圖偉略而雀躍。香港必須具備隨機應變的彈性、不尚虛浮的實事求是精神,那是當前施政者最要當心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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