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生機勃發、奧國學派派用場

林行止專欄

信報 2001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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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發展史上,一八七一年十分重要,因為這一年,奧大利的孟格(C. Menger, 1840─1921)、英國的哲逢士(W. S. Jevons, 1835─1882)分別發表有關「邊際效用理論」的著作,史稱「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稍後的一八七四年,在瑞士洛桑任教的法國經濟學家華拉斯(L. Walras, 1834─1910)的《理論經濟學要義》(台灣有王作榮的中譯本)出版,與前二者互相呼應,發展出一套後人稱為「新古典經濟學派」(Neo Classical School of Economics)的理論;它之和「古典學派」扯上關係,是因為把阿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主張與「邊際效用價值」融成一體。

邊際效用理論的精髓在指出價格由消費者亦即市場決定,這是古典經濟欠奉的重要環節。非常明顯,這種理論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相顧失色;馬克思學說在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史學以至文學評論等學術領域均佔重要位置,唯在經濟學上只屬偏激的旁門「左」道,其立論遭受這種後來被稱為奧國經濟學學派連根拔起有以致之。

邊際學派指出,不少商品雖然花了大量時間和人力才能做成,但由於乏人問津,消費者沒興趣,等於不為市場接受,便只好以低價(有時低至成本價以下)求售,這種說法,同時解決了阿當.史密斯在《原富》中提及但不能自圓其說的「─水反論」(水的效用大價值小、鑽石的效用小價值大,因此稱為 Diamond - Water Paradox);史密斯認為水價底廉鑽價昂貴的原因是前者需求甚殷但價值甚小,後者根本上沒實際用途(當年鑽石的工業用途尚未發現)但有很高的交換價值。這種簡單的「二元化」,並不能解決問題,即「反論」依然成立,直至「邊際效用價值說」問世,古典學派所不能解決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矛盾才完全紆緩。

「邊際效用價值說」(Marginal Utility Theory of Value)指商品價值之決定,在於其邊際效用,這便是筆者較早前在<鼓勵炫耀消費,刺激經濟發展>一文(七月十三日)提及的「邊際效用遞減法則」在發揮作用。顯而易見,水的效用非常大(缺水什麼都不能生存),但因水源充足(人類意識到可能發生世界性水荒,是近年「溫室效應」被正視後的事),其邊際效用小,故其價值亦不大;鑽石的情況反是。非常明顯,邊際效用理論的出現,「反論」的矛盾便迎刃而解。這一學派不僅以效用說明價值,而且以之作為決定價格的基礎,把古典學派把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二元化的「人工區分」歸於一,導致主觀價值概念亦即是唯心經濟學的成立(後來學者又分出主觀價值與客觀價值)。

「邊際效用價值說」把利潤與需求掛鉤,等於說價格高下反映了消費者需求殷切與否,在這種情形下,廠商受利潤誘因的刺激擴大投資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當後者需求萎縮時,廠商便採取相反做法,「商業循環」便在供求關係轉變的一鬆一緊之間出現。顯而易見,「邊際效用學派」奠定了消費者在生產活動中至高無尚的地位─決定產量和價格的,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投入(工時)或生產成本,而是消費者的最後需求,這種解釋,被現代微觀(個體)經濟學視為金科玉律。順便一提,筆者月前在新疆參觀當地有名的地毯廠,廠方人員在推介其產品時著重編織地毯的工時,好像所耗時間愈久價值愈高,因此便要賣得好價。這種推銷法,料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說」的濫觴。顯而易見,這樣子的推銷法不能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意欲,因為人們看重的不是「工時」而是成品是否稱意!

一如上述,「邊際效用價值說」分別為英、奧、法三位經濟學者分頭研究、共同發現,何以後來者把之稱為「奧國學派」,這是因為哲逢士多病短壽,他於四十四歲便因病退休,二年後在療養期遵醫囑游泳時不慎遇溺,在其短促一生,他雖歷任曼徹斯特大學和倫敦大學教授,但沒敦出什麼突出的學生,而且其主要著作《經濟學原理》,在他去世後二十三年的一九○五年,才由他的兒子整理出版;華拉斯是計量經濟學名家,以抽象、深奧的數學程式表達思維,了解其著作的人相當有限,因此影響力局限於象牙塔內少數人;財經記者出身的孟格不僅擅於撰寫大眾看得懂的文章,而且長期在維也納大學任教,教出大批學生,其中不少出類拔萃,在學界以及政界舉足輕重,其學便顯。在孟格的學生中,以龐巴威克(E. V. Bohm-Bawerk, 1851─1914)最出名(米賽斯、海耶克和熊彼德都是他的高足),曾三度出任奧國財相,最後在維也納大學終其生(他也許是唯一一位肖像上貨幣─奧國一百先令─的經濟學家),由於他(和另一位孟格入室弟子威塞爾﹝F. V. Wieser, 1851─1926﹞)的發揚光大,「邊際效用價值說」遂變為以維也納大學為中心的奧國學派!

龐巴威克是第一個直接挑戰馬克思學說的經濟學家,在一八八四年出版的《資本和利息》一書(台灣有趙秋嚴的中譯本),他提出一項有趣的「等待理論」,資本家不把資金花光而投資在生產財上,結果產生利潤,便是「等待要素」(waiting factor)發生積極作用,他進一步引伸,債券持有者、物業發展商、工業家以至地主,投資必須等於一段長時間才可望有所收成,這等於說資本家和投資者的盈利得來不易,因此不能視為剝削或非法所得;資本家和投實者必須承擔「等待要素」發生消極作用所帶來的虧損,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工人「袋袋平安」,資本家則可能輸光所有。龐巴威克亦即奧國學派這種理論,現在已是老生常談,但在十九世紀末期,卻有石破天驚效應,因為自此之後,西方主流經濟學便再沒有人當馬克思經濟學是一回事!事實上,把馬克恩經濟學落實到現實經濟的國家中,無一能夠「生意興隆」,一九七八年前中國的情況大家記憶猶新,北韓和古巴仍是二個大家能見的活生生例子。

非常明顯,阿當.史密斯強調放任自由和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是經濟增長之母,這種基礎上,奧國學派強調儲蓄、投資及科技令經濟向前;兩者的結合,成為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經濟思想。

馬克思學說不管經過如何「改良」,都無法解釋已佔 GDP 百分之四十五的私營部門經濟的活動,對於沒有政治偶像、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來說,這是十分危險的;因此,趁入世、辦奧這些根本變化和盛事及行將召開的十六大,改變共產這個令人恐懼的稱謂、揚棄馬列根本行不通的經濟教條,現在已是刻不容緩了!自古以來,大部分改朝換代皆因富(have)與窮(have not)矛盾深化而起,這種兩極化現象目前在國內有嚴重化的趨勢,這是當政者應該自省並設法補救的;實行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市場導向,消費者至上的原則不變),是政治穩定的保證─二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發生因社會衝突導致的流血革命,便是為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