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牽一「法」   報業動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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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2003/07/03

林行止專欄

 

  今天是本報創辦三十周年的紀念日。回想這些年來的經歷、既有辛酸沮喪的際遇,亦有興奮歡樂的日子。《信報》雖誕生於世界經濟危難之中,卻不算倒運,因為沒有草創期的惡劣客觀環境,便沒有後來穩紮穩打的踏實經營。令我們深感安慰的是《信報》的發展與香港政經同步發展,在每個起伏盛衰的階段,都有參與,我們並沒有在逆變的世情中失去本分、忘記自己所應擔當的角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三十年,可說是資本主義香港的盛世,我們見證了這個地方從轉口、出口商埠「進化」為金融中心的種種變化;我們目睹中國的開放和改革,不但鼓掌並盡言責;至於香港主權回歸的轉折過程,《信報》的報道和評論,也充分反映了當時的種種傍徨與抉擇。中國國力日盛,特別是八九.六四風波後經濟全方位開放所帶來的生機和活力,政治也逐漸與國際社會融合,她的進步使我們對未來發展的前景多有憧憬與期盼。

  可是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粗暴和粗劣,使我們對香港的變化,深感無奈和氣餒,其對言論自由的威脅,我們可以相信不是政府故意針對,可是當中自有「我雖不殺伯仁」的效果,恭為報界一員,那份切膚之痛,使筆者感到辦報己到
了最嚴峻關頭!

  去年特區政府決定落實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那是按照《基本法》規定的應有之義,只是草案條文使我們看後心情直往下沉,以言入罪與警權擴張的威脅,使新聞工作者感到頭上果然晃亮茷葶F司司長梁愛詩女士所說的那柄刀!大難臨頭的感覺打消了
我們逢五逢十舉行「慶生酒會」的興致。當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於上周末嚴正聲明,特區政府將不會再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作出修訂,強調政府己盡力修繕,處理了所有合理憂慮,筆者對於這樣不必要的倉卒立法,委實失望。雖然在草案刊憲後,政府曾經作出超過五十項修訂,可是還有不少其他條文會對言論自由構成威脅,為什麼特區政府不肯撫順民情,花多幾個月的時間,從詳「審」議之後才正式通過?

  五十萬市民上街示威,看來也無法打動政府鐵腕立法的決心,向為香港驕傲的新聞自由己如俎上之肉,報慶的任何鋪張慶祝,會使自己更感難過。七月一日筆者和內子「上街」示威,反映我們雖然向來秉持「無所畏懼無所偏袒」的辦報原則,可是二十
三條立法,令我們再難有所恃(原來的法治精神)而無恐;心所謂危,特別是不經法庭批准警方「緊急人屋搜查」,把傳媒工作者的身份貶至等同恐怖分子和作奸犯科的刑事罪犯,那是對業界的最大侮辱與恫嚇!經連番分析、條陳利害的評論無法改變當局放寬以言文入罪的態度,港人唯有以行動表示反對。如果《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在當局只作裝飾性修改下成為法例,香港傳媒,不論左、右、中、獨(立),將失去免於恐懼的空間!

  三十年來,對於辦報的宗旨和原則,鮮有宣諸於口、筆之於書,今天沒有從俗寫些紀念文字,因為沒有「回顧、前瞻」的心情,遂把月來自己對報業發展的一些看法,整理為答問文,算是應景。

對香港報業現狀與前景的看法

  除了是在壟斷經營的情況下,否則全世界的報刊,都是在同行的競爭中,汰弱留強。如今香港報業在爭取讀者與廣告上,固然拚個你死我活,對於特區政府搖擺不定的行事作風,又難捉摸;人口素質正在急劇變化,訊息傳遞的渠道鋪天蓋地,這些都是辦報者要面對的變數和壓力。

  九十年以前的十年八年,由於香港的地位變化矚目,由英國殖民地過渡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箇中曲折,廣受各方關注,因此報道及評論香港政經事務,頗有市場。

  九七交接平穩,中港關係和順,香港政情從「大眾」關注變為「小眾」事務,也許就像盛事過後總是相對的冷落。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在推動香港作為國際都會與發展其為中國南方的一個大城市上,步履虛浮,跌跌撞撞,香港報業也要在前路多艱的預期中,尋求出路。香港由於受眾與媒體的數量呈現此消彼長的趨勢,專攻分眾市場的報刊,生存空間也就不算寬廣了。

今天辦報跟回歸前有何不同?辦報策略有否調整?

  筆者不是資本家出身,亦缺乏追求以最高利潤為目的的資本家「志向」,我的辦報,是文人創業;文人或多或少總會有些精神價值的追求。我重視知識、嚮往利己益人的理性,害怕胡亂犧牲的激情和不顧後果的豪邁;所以無論是寫文章或是辦報,都希望影響所及,讀者會憑知識的吸取和理性的思索,尋找到人際間種種顧及效益(無論是個人或是社會性)的應世處事好辦法。

  簡言之,在投資上,我們不斷引介基礎分析或圖表走勢,又或是各種各樣的前人經驗和理論作為投資的參考,避免盲目跟風的消息炒賣。經濟學方面,《信報》推介過各家各派的理論,同時還會從微觀層次考慮到社會損益的宏觀表現。至於政治評論,我們一直是從現實出發,力保(並非鼓吹)自由、民主和一切健全的生活方式不致遠離自己的生活意識和形態,在穩定中謀求進取。這樣的辦報取向,回歸前如是,回歸後也沒兩樣,那是宗旨,不是策略。

  辦報會在行銷、推廣、定價與宣傳方面,時加因應,那些經常調整的策略不能與很難變動的辦報宗旨混為一談。如果香港真有報章為要配合政治形勢而改變宗旨,當中自有外界無從理解的內情,中國過去曾有接受國民政府資助的報刊,因為中共上台而把立場觀點於朝夕間改弦更張,那樣的例子在香港的英中易幟上並沒有出現。

香港的輿論空間是否比回歸前收窄了?原因何在?

  香港回歸後的輿論空間沒有收窄,但是香港人的視野,卻有愈趨狹隘的勢態,當中因素很多,主要有下述幾點:

  一是英國人撤走,香港少了一批與西方政治、文化素有接觸,並且保持聯繫的有經驗人士作為刺激思維的活躍中介。
二是香港回歸後未能找到在國際間所能發揮的更大作用,於是轉移尋求認同中國的親切感。在中港一家親、「血濃於水」的前提下,香港與國際間的接觸不但變得間接,而且逐漸減少。國際間的商務往還,仍保不失;不過,際此中國充滿商機,而西方發展卻達飽和而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商人捨難取易,致力開發國內商機是情理中事,香港過去那種中西文化薈萃的特色,漸漸被遍吹中國風所掩蓋,對事物的看法,也偏近國內模式而疏遠了歐美。

  香港自九七以後便年年不景,市民為口奔馳,疲於奔命;更不幸的是,政府領導手足無措,政策搖擺,四方八面的批評都聚焦到特區政府的庸碌無能上。由於錯失太多,輿情反應激動,理性的討論到達不了深刻的層次,政情成為傳媒起哄的話題,易聚易散,要不是尖酸刻薄、眾口一詞,就是失卻重心的謾罵,整個社會都在諉過於人和自顧不暇的氣氛中虛耗實力,港人視野哪堹鈰鷐e廣?香港人,從最高的領導人到自己在內,好像都比不上過去的靈活、足智、多謀,反智的傾向非常可怕。

現今辦報是否很有壓力?

  如今辦報的經濟壓力,主要是因為僧多粥少,商界支出的廣告費不足以養活那麼多的傳媒。當年中英談判期間,中資機構曾有過杯葛《信報》,不在《信報》刊登廣苦的舉措,因為他們認為我們的言論「親英」。回歸後,也許我們堅持獨立(不可與中立混為一談)的立場被理解,也許英國因素再也無關宏旨,他們對《信報》的偏見也淡化而再不明顯了。

  政府方面,領導官員從來沒排擠《信報》,他們只是對個別傳媒更為「友好」而已。被劃為「更友好」的媒體在探索消息上也許較為方便,不過卻要為此付出立論難以客觀冷靜的代價。由於現實中根本沒有一視同仁這回事,只要沒有造成傷害性歧視,《信報》並不介懷特區政府對個別傳媒特別友好。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後,將如何影響香港報業?

  筆者曾經在這裹寫道:「傳媒是二十三條的高危一族,(立法後)從事新聞工作的自由度難免有所調整,除非是抱茩痔R熱誠又或衝茠吇U現實的任性,否則業界便要認清事實才能掌握分寸。」如果特區政府官員態度不變,二十三條立法按原來的思路進行,那對香港新聞界來說,確是非常不利。經過群情洶湧表態後,現在就看政府會否拿出誠意,彌補可能出現的疏漏,在《草案》上加上保障各種包括人權自由觀念在內的補充條款。如果日後通過的法例與現在我們所能理解的相距不遠,辦報便
將隨時誤蹈法網,屆時我們便得因應《信報》是否能夠繼續辦得下去。

  我們認為,特區政府並非有意藉二十三條立法掣肘言論,而是在位者忽略法之所及,可以伸延到很寬廣很深遠,他們把自己良好的主觀意願變為法力,把各行各業有知覺者,無不聽到心驚膽戰;推動立法的官員,由於主觀上認為心正意純,沒有不可告人的企圖,於是便認為人家的擔憂,份屬多餘,甚至是別有用心、為人誤導等等。這個結要是解不開來,後果十分嚴重。

什麼是辦報的支持力量?

  追求知識,尋求理性的處事態度,好好的享受生存和生活,那就是筆者辦報的態度和趣味,背後再也沒有什麼宏大的理念與理想。

  其實無論中外,新聞工作者的取態各有不同,且會分出高下,不過盡量接近事實的忠誠報道是公認的新聞操守,而本乎事實的分析和推論,要是沒有識見水平和獨立於權勢和財勢的操控,其難於受人尊重也是意料中事。

  傳媒的獨立性,是經常被人提及的特色,其實「獨立性」雖然值得尊重,卻用不看過分標榜;因為許多受某個政府、某個黨派或某個團體資助興辦的媒體,它們在傳遞訊息和建言立論上,自然是別有用心,談不上獨立客觀,但是只要它們不隱瞞立場、不捏造事實、不埋沒真相,其專注的焦點,其一方之見.也就未必盡不可觀。

香港新聞界是否存在自我審查?

  很難說新聞界有沒有自我審查的情況,筆者只能從自己寫作、辦報的經驗指出,我至今感覺不到需有自我審查的壓力。在言論上,香港仍然非常自由,他日《國安條例草案》若照現在的版本通過,變化怎樣,便很難說。

  香港新聞界能否抵禦《國安條例》頒行後的無形干預和壓力,我無法回答。筆者只是新聞界一分子,向來與同業接觸非常有限,業界將如何應變,實難估量。近千名傳媒工作者前天(七月一日)上街示威,這樣的陣容,只足以反映業界的憂慮與不
忿,不足以表示他們在法例通過後會繼續「企硬」,而依法行事的寒蟬效應,正是我們引以為懼的變化。